李小平 周正华

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冤案赔偿问题作出明确指示：因违法办案引发的国家赔偿，不得由国家全额承担，须依法对负有责任的办案人员予以追偿，使其个人承担相应经济损失。此项表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，亦使“国家赔偿是否等同于包庇违法执法者”之议题再度成为舆论焦点。对此，必须予以严肃辨析：政府实施国家赔偿，系基于法治原则对受害主体之必要救济，绝非对违法执法行为之庇护；真正的司法公正，既包含对受损害权利的补偿，亦必然涵盖对责任个体的依法追究。

一、国家赔偿之本质：权利救济之制度安排，非错误行为之掩盖工具

国家赔偿制度之设立，为我国法治建设之重要成果。当公权力机关在执法或司法过程中，因违法行为或重大过失侵害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之合法权益，并造成实际损害时，国家作为责任主体，依法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，此即“国家责任”原则之体现。其核心价值在于：

其一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，于个体面对国家权力时提供事后法律救济；

其二，规范公权力运行，借赔偿机制倒逼执法与司法行为之合法化；

其三，维护司法公信力，以制度化方式修复因错误裁判或执法所致之社会信任裂痕。故国家赔偿非为“替违法者买单”，实为国家对制度性失误之法定承担，乃现代法治社会之应有之义。

二、赔偿之后必追责：违法者须个人担责，方成司法公正闭环

须明确，赔偿不意味着免责。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强调之核心，正在于警示：“国家赔偿”不得成为违法执法者之“护身符”或“避风港”。赔偿资金源于公共财政，系全体纳税人之共同承担。若损失全由国库负担，而实际违法者未受追责，则无异于以公共资金为个人违法行为“代偿”，不仅显失公平，更违背“权责统一”之法治基本原则。依据《国家赔偿法》相关规定，赔偿义务机关在履行赔偿义务后，有权向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之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。最高法之表态，意在推动该制度切实落地，务求实现：其一，责任可追溯，凡刑讯逼供、枉法裁判、滥用职权等行为，必查实至具体责任人；其二，经济责任可追偿，不仅施以行政或纪律处分，更应令其承担相应经济后果；其三，程序公开透明，追责结果应依法适度公开，以回应社会关切，提升司法权威。唯此，方能形成“有权必有责、违法必追究”之有效震慑，防范制度性失范之蔓延。

三、救济与追责并重：构建司法公正之完整制度闭环

司法之进步，非止于赔偿之履行，亦非流于情绪化追责，而在于建立“救济—追责—预防”三位一体之制度闭环。其要义在于：首先，救济为先，国家依法先行赔偿受害人，体现法治之人文关怀与制度温度；其次，追责为继，依法启动对责任人员之问责与经济追偿程序，落实“谁违法、谁负责”之原则；再次，制度完善为本，通过案件复盘、流程优化、监督强化等手段，杜绝同类错误再度发生。此闭环既是对受害者的庄严交代，亦是对执法者的有力警示，更是对全社会之法治承诺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任何个体，无论其是否执掌公权，均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。

赔偿为始，追责为要

政府赔偿非包庇，亦不应被误读为包庇。然若赔偿之后无追责，则易使公众误认为纳税人之资金被用于掩盖执法过错，进而削弱司法之公信力。最高人民法院此次表态，正是对这一制度风险之及时纠偏。应支持建立健全更为清晰、刚性之责任追溯与经济追偿机制，确保每一次国家赔偿均成为推动司法体系自我净化之契机，而非掩盖问题之终点。唯有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，责任追究嵌入制度之内，方能真正实现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法治目标。

【审稿：江汇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