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，我高中毕业，人生的岔路口瞬间分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。我们班五十多名同学，十多位有着城市户口的成了人人羡慕的下乡知青，奔赴广阔天地锻炼成长；而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，只能回乡，一脚踩进黄土地，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涯。

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。最轻松体面的，莫过于在村上当民办教师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全靠文化学识立身。我和父亲是大家公认的有学历、有水平的文化人，这份工作本该是水到渠成。可那时的驻村干部——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，下派到公社担任副书记的王某。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人匿名举报后，便无端怀疑是我父亲告的状，从此处处打击报复，宁愿让初中毕业的女孩子站上讲台，也不肯给我们父子半分机会。就这样，最顺心的路被彻底堵死。

第二条路是去生产大队的农田基建队，修梯田、打坝，活儿相对轻便，但多数是妇女劳作，爷爷怕我在那样的环境里学坏，硬是不让我去。两条好走的路都行不通，我只能选择最后一条——回生产小队，做个靠力气吃饭的受苦人。

爷爷常说：“三年能学会一个好匠人（石匠、木匠、铁匠），可三年学不会一个好受苦人。”我听懂了话里的分量，扛起了农具，也扛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好在担任生产小队长的叔父照顾我，让我做记工员，每天能挣满和大人一样的10分工。可这10分工背后是实打实的血汗，早起一分半，前晌四分半，后晌四分，而与我同岁的发小每天只挣六分半，干着点豆豆、打土疙瘩的轻活，我却要揭地、拿粪，最脏最累的担大粪也少不了我的份。

那段日子，心里满是自卑。曾经的同窗，有的成了知青，有的当上了民办教师，衣着干净、受人尊重。每次我挑着粪桶远远望见他们，就故意躲着走，生怕被他们看见，等他们走远后，才敢把羡慕的目光投向他们的背影。那种自卑的心里就像针一样扎在心上，让我恨不得把头埋进土里。

由于王某的打击报复，加之两个弟弟因营养不足而夭折，父亲一度痛不欲生，奶奶看着心疼，力劝父亲带着母亲和三弟去西安我大姑家散散心、换换运气，留下我和爷爷、奶奶一起生活。

彼时的奶奶已年过古稀，加之常年少吃没喝，疾病缠身，本就矮小的个头让生活压的连腰都挺不直，一双手常年在田间灶头操劳，粗糙得像老榆树皮，但却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好人，待人厚道，乐意助人，最疼的还是我。

那年农历六月初六，小队在场上打麦子。老话说“女人怕坐月子，男人怕打麦子”，晌午的日头毒得烤人，担任小队长的叔父又格外能熬，过了十二点还要再熬上一两个小时。我熬得浑身发软，肚子饿得咕咕乱叫，心里却一直想着奶奶早上的话：“夜儿推（磨）了自留地的春小麦，一会额把大公鸡杀了，晌午给你炖鸡肉、烙饼子吃。”

实在馋的撑不住了，我谎称肚子疼，匆匆跑回家。一进院子，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，大铁锅咕嘟咕嘟的响，鸡肉炖得褐红油亮，怀锅（小锅）的烙饼焦香四溢。奶奶忙给我舀饭，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皱纹里满是心疼的笑。那碗鸡汤泡饼，不仅驱散了我满身的疲惫，而且暂时抚平了心底的委屈。

就在我以为人生要困在黄土地里时，转机来了。1977年，国家恢复高考，公社也对民办教师开展统一招考，允许各村回乡青年推荐三人参加。我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日夜苦读，最终在考试中一鸣惊人，以数学满分、语文高分的优异成绩，在全公社脱颖而出，终于如愿当上了民办教师。

后来事情水落石出，当初举报王某的，是王某突击提拔入党的两位村干部——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。大队长怀疑给王某做饭的堂妹与其有作风问题告的状。真相大白后，我父亲也被公社党委任命为大队支部书记。

父亲曾告知我：“公社一次会议散会后，王某避开众人，主动与他握手打招呼，郑重地向他道了歉。”多年的猜忌与报复，终究在事实面前烟消云散，迟来的公道，抚平了过往的诸多委屈。

后来因工作需要，我游走祖国大江南北，吃过陕北的炖土鸡，吃过东北的铁锅炖鹅、炖鸭，山珍海味尝了无数，却再也吃不出当年奶奶炖的那只公鸡的味道。

我终于明白，我念念不忘的从来不是一道菜的滋味。那碗鸡汤里，熬着的是奶奶对我不求回报的信任与包容；那口热汤，暖热的是年少时的自卑与倔强；那场迟来的道歉，印证的是坚守正道的底气。那只炖鸡、那张烙饼，还有那段苦尽甘来的岁月，早已刻进我的生命里，成了一生最珍贵的念想，是走遍天涯海角，再也寻不回的人间至味。

（作者：李小平  杨林）

【审稿：江汇】